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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:“我是春蠶……”

來源: 網絡 作者: 李 致 時間: 2013-09-24 閱讀:
“我要爭取活到九十歲!”
  十九年前,粉碎“四人幫”以后,巴老多次對我這樣說。當時巴老七十二歲,身體健康。我 立即表示:“沒有問題!”一算,到九十歲還有十八年,比兩個“抗戰八年”的時間還多, 似乎很遙遠。
  然而,時間流逝得真快,彈指一揮間:去年巴老已愉快地度過了九十華誕。
  巴老一貫認為生命的意義在于奉獻而不在于享受。他表示要爭取活到九十歲,完全是為了工 作,為了他一生熱愛的祖國和人民。八十年代初期巴老曾開玩笑對我說過:“等我把事辦完 以后,就休息,安安靜靜地看武俠小說。”但我從來沒聽說也沒有看見他把事情辦完。直到 今年六月六日,巴老一見我就表示他最不放心的是還有一些事沒有辦完。
  巴老有一段很重要的話:
  人各有志,我的愿望絕非“歡度晚年”。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、全部愛憎消耗干凈,然后 心安理得地離開人間。
  巴老不是一個講空話的人。
  從一九七七年到現在,巴老大約寫了八十多萬字。歷時七年多寫完的《隨想錄》在國內外產 生了巨大的影響,被譽為“每個中國知識分子都必須一讀的書”。《創作回憶錄》展示了他 的心扉,讓讀者進一步了解他過去的創作。先后編選了《巴金選集》(十卷本)、《巴金全集 》(二十六卷本)和其他一些選集和選本。
  巴老把自己比作春蠶,他說:“我是春蠶,吃了桑葉就要吐絲,哪怕放在鍋里煮,死了絲還 不斷,為了給人間添一點溫暖。”
  有一段時間,巴老的社會活動很多。參加會議,接受許多采訪和拜訪,出國訪問……不能不 對創作有所影響。以致巴老在寫作時一聽到門鈴聲,常常“膽戰心驚”。
  
  作家主要靠作品與讀者聯系,不能滿足于自己的名字經常見報,也不是靠坐主席臺、簽名題 字來生活。這是巴老一貫的主張,他自己身體力行,還勸勉他的朋友把主要精力放在創作上 。
  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到上海。巴老把他新寫的《隨想錄·大鏡子》給我看。粉碎“四人幫”以 后,許多人說巴老“煥發了青春”,他相信了,甚至曾幻想“返老還童”。可是書房里的大 鏡子對他講了真話,哪里有什么“青春”?像做了一場“大夢”醒來,巴老深深地感到“是 作家,就該用作品同讀者見面,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總得留下一點東西”。他同時呼吁:
  請讓我安靜,我不是社會名流,我不是等待“搶救”的材料,我只是一個作家,一個到死也 不愿放下筆的作家。
  我被巴老真摯的心所感動。得到巴老同意后,我把《大鏡子》介紹給《四川文學》刊登。我 盡可能不介紹人去麻煩巴老。有一次,我參加革命的引路人賈唯英到了上海,她一貫崇拜巴 老,很希望我介紹她去看望巴老。我把《大鏡子》寄給她,她看后放棄了這個愿望。從此我 對巴老書房里的大鏡子有了感情,我曾請巴老站在大鏡子旁邊照了一張相。這是一張非常 有意義的照片,我將長期保存。
  第二年我有機會陪巴老在家里庭園散步。我問他《大鏡子》刊出以后,情況是否好一些?
  “社會活動減少了一些,”巴老笑著說,“但來找我的仍然很多。有的人甚至讀了這篇文章 ,專門趕來看我。”
  我和巴老經常通信。他認為我是“短柬勤寄”,并開玩笑說:“我要向李致學習,寫短信。 ”可是從一九八○年起,我發現巴老的字越寫越小,我問巴老為什么?他說:“沒有辦法, 手放不開。”幾年以后才知道,巴老患了帕金森氏病,也就是巴老的兒子小棠戲稱的“巴金 生的病”。
  帕金森氏病直接影響巴老的創作。每當巴老提筆寫文章時,筆重似千斤,有時一天只能寫幾 百字。這對“一個到死也不愿放下筆的作家”,真是莫大的痛苦!巴老一貫把讀者作為“衣 食 父母”,從讀者身上汲取營養和力量。寫字困難妨礙巴老和讀者聯系,他一再向讀者表示歉 意。
 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,巴老在書房跌跤,左股骨粗隆間骨折,住進華東醫院。一個月前, 我介紹四川電視臺去上海拍攝電視片《奔騰的激流——作家巴金》。雖然事先講好每次拍攝 不能超過一小時,但畢竟增加了巴老的勞累。我感到內疚,責備自己并沒有真正了解《大鏡 子》這篇文章的精神,不自覺地加入了“搶救”材料,為巴老“樹碑立傳”的行列。十幾天 后趕到華東醫院,我握著巴老的手,真不知該說什么才好。
  “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,與你無關!”巴老反過來安慰我,“你不要有負擔!”
  我心里熱乎乎的,但眼睛卻潤濕了!
  醫院采取牽引的辦法治療。兩個月的“牽引”使巴老的腦袋“幾乎不能轉動”,躺在床上“ 習慣于仰望一個固定的地方”。盡管巴老開玩笑說“這下知道‘永世不許翻身’的痛苦了” ,但這畢竟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。起初巴老在病房最怕夜晚,“一怕噩夢,二怕失眠”,以 后情況逐漸好轉,有一件事卻使巴老苦惱:“不論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,我都無法看 書,看不進去,連報紙上的字也看不清楚,眼前經常有一盞天花板上的大電燈。我甚至把這 個習慣帶回家中。”
  從此,巴老得長期和疾病作斗爭。
  巴老主張說真話,嚴于解剖自己,把心交給讀者,被譽為“二十世紀的良心”。但世界是復 雜的,難免有人嘰嘰喳喳。十幾年前香港有人不滿巴老譴責“四人幫”,慫恿幾個大學生大 罵《隨想錄》;后來內地也有人轉彎抹角地批判“說真話”。但這種干擾并不能動搖巴老的 信念。他說:“我提倡講真話,并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。正相反,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 過假話欺騙讀者,欠下還不清的債。我講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,我要是發現錯誤,可以改正 。我不堅持錯誤,騙人騙己。”
  廣大讀者熱愛巴老的作品,敬爺巴老的人品。巴老并不喜歡過生日,有時甚至要“躲生”。 但每年一到巴老的生日,祝賀電報和信件像雪片似地飛向武康路,除了對巴老表示敬意,都 真誠地祝巴老健康長壽。這種盛況,我目睹過幾次。
 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我到上海賀巴老八十八歲壽辰。前后幾天,來祝賀的人之多,幾乎使我和 巴老沒有足夠的時間交談。即使有點空隙,我也不敢再去勞累他老人家。
  想不到巴老卻主動對我說:
  “大家都祝我健康長壽,我當然很好!但一個人如果不能工作,健康長壽又有什么意義呢?”
  巴老的話,即使我感動,又使我震撼。一九九五年我到杭州去陪了巴老三天半。巴老一貫樂 觀,但也有苦惱,擔心健康狀況不允許他再為人民工作。我又想起他在一九九一年對我說的 話:“一個人如果不能工作,健康長壽有什么意義?”我向巴老說:“大家都主張您現在要 把健康擺在首位,也就是健康第一。只要您健康,對廣大讀者和眾多親友,就是鼓舞和力量 !”
  “是呀!”巴老說:“冰心健在,對我就是很大的鼓舞!”
  用時髦的語言來說,能和巴老取得這樣的“共識”,我由衷感到高興。當我離開杭州巴老住 處時,我情不自禁地擁抱了他。我忘不了和巴老的擁抱,我身上還感到他的體溫。這既平凡 又偉大的春蠶的體溫,會凈化我的心靈,教我做人作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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